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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為認真學習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市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緊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對重慶提出的“兩點”定位、“兩地”“兩高”目標和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做到“四個扎實”的重要指示要求，保持定力、增強信心、真抓實干，奮力譜寫重慶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篇章，以優異成績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組織市內相關專家學者撰寫了系列理論闡釋文章，現摘要刊發，以饗讀者。

  2017年全市經濟增長9.3%，結束了2002年以來長達15年的兩位數增長格局，2018年1-9月我市經濟增長為6.3%，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回落，經濟增長率變化的巨大差異引人注目。如何科學研判當前我市經濟形勢，透過經濟增長率變化的表象，客觀認識真正的重慶發展狀況，探析重慶轉型發展過程中引發增長率變化的共性因素與個性因素、周期性因素與結構性因素，正視發展中的矛盾與困難，抓住環境變化中的發展機遇，設計正確路徑方法手段，促進經濟發展潛力發揮，對于我們堅定信心，推進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非常必要的。

  一、當前經濟運行呈現的主要特點

  近兩年重慶經濟增長運行從短期來看跳躍性很大，但從中國進入新常態背景的較長時間段來看，我市經濟運行基本符合全國的運行軌跡，呈現“L”型發展的態勢。總體上，我市經濟運行下行調整的時間滯后于全國，波動性大于全國，體現了在國內外形勢變化、新常態背景下的共性，同時也表現出自己區域經濟運行的特殊性。

  (一)經濟穩定的基礎在增強

  近兩年重慶經濟從加速回落到逐步企穩。全市GDP增速由2017年一季度的10.5%逐步放緩至四季度的9.3%，2018年一季度進一步回落至7%。但隨著國家“穩增長”力度加大，市里采取積極措施，二季度以來我市經濟放緩幅度收窄，二季度、三季度GDP分別增長6.5%和6.3%，原來快速下行的經濟運行逐步趨穩。從主要指標看，投資增長逐漸回升，外貿進出口持續走高，消費作為經濟穩定器也總體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表明我市內需具有強大韌性。

  (二)發展動力在優化

  “三駕馬車”需求動力結構的平衡性在增強。2018年前三季度的50%、49.6%、0.4%，消費的支撐作用在穩步增強，符合當前重慶經濟逐步進入工業化、城鎮化中期，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演變特征。新動力的引領性在凸顯。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2018年前三季度達到50.6%，技術供給、研發平臺、創新生態建設加快，內陸開放型經濟升級打造，貿易新業態蓬勃發展，實際利用外資西部領先。區域發展特色正在形成。主城片區聚焦高端智能產業培育和現代城市功能提升，渝西片區“四化”并舉，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渝東北、渝東南片區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效果初顯。

  (三)產業結構在加大調整

  三次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內部結構進一步優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勢頭良好。2018年上半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占工業產值比重達到28.8%，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智能手機、液晶顯示屏等新產品產量增速超50%。現代服務業發展亮點突出。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2018年前三季度達9.7%，電子商務交易額2017年突破萬億元大關，文旅品牌影響擴大，成為熱點旅游城市。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以現代特色效益農業為核心穩步推進，家庭農場、田園綜合體等新型農業模式快速發展。

  (四)消費結構在不斷升級

  需求升級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居民消費需求向多元化、個性化、差異化發展，消費形態由物質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轉變，消費類型由基本生活型消費主導向享受型、發展型、改善型消費高端化升級，消費的品質、質量、檔次等不斷提升。供給優化引領消費結構升級。伴隨著“互聯網+”與商貿服務業深度融合，消費新業態、新模式快速發展，消費新熱點不斷涌現，全市網絡消費保持了30%以上高速增長。

  但同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困難，應對市場能力不足。作為我市經濟支撐的眾多傳統支柱產業總體承壓，尤其是汽車產業產銷量大幅下降，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市場壓力大，改造升級能力弱，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然突出;二是新興產業支撐不足。新興產業雖然增速快，但呈現點狀發展，尚沒有形成集群和成為支柱產業，亟需加大培育力度。三是營商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辦事便利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政府服務效率還不夠高，政府服務觀念和職能轉變還不到位;法治環境有待改善;市場準入還不夠公平，民營經濟發展仍受到較大制約，影響社會預期和發展信心。

  二、當前經濟運行變化的成因探析

  當前重慶經濟的運行變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既要立足當前，分析引起經濟波動的短期原因，更要從經濟發展歷史的角度分析內在演變的趨勢，順應發展規律的要求，在穩中有變的環境下，推動演變過程中積極因素的增長。

  (一)當前經濟運行態勢，是經濟進入新常態，推動發展轉型階段難以避免、必須克服的情景

  經濟進入新常態，其影響對全國和重慶而言，既具有共性，也具有特殊性。一是重慶經濟運行與全國具有相似軌跡，是一些共性因素作用的結果。存在市場需求壓力，前些年推動我市經濟總量迅速擴大的現有支柱產業如汽車等中低端產品已面臨國內外市場的天花板，而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有待加快發展;面臨競爭壓力，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面臨周邊國家和地區資源要素成本優勢導致的產業、資本向外轉移，影響重慶產業的集聚進程。二是重慶具有特殊性，多種因素造成近兩年經濟較大波動。我市作為我國老工業基地，傳統的生產基礎和生產方式面臨轉型升級陣痛。“雙欠”市情，社會財富和積累能力還有待提高。開放能力、水平和環境尚在提升階段，整體競爭力有待提升。特別是前期消極政策后果需要消化過程，“薄、王”時期破壞法治，打壓民營經濟，孫政才時期不重視民營經濟發展，對我市發展形象造成了不利影響，使我市民營經濟錯過了發展的黃金期，至今占比不高，制約了經濟活躍度和創新能力;同時，這一時期的不作為思想，在經濟結構調整上不主動，國企改革脫困未有突破，招商引資不積極，基礎設施建設不推動，這些歷史因素的累積效應，使我市經濟潛在增長能力受到重大影響，勢必波及當今經濟運行。

  (二)認識發展的維度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對經濟發展維度的正確認識，是引導我們客觀認識經濟運行狀態，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一是對GDP內涵認識發生了明顯變化。更加追求GDP的綠色、結構優化、效率提升和人民獲得感等內在質量因素，增長速度不再是純粹的判斷標準，質量比速度更關鍵逐漸成為共識。二是對政績觀的認識也正在發生變化。前些年，受不正確政績觀的影響，我市個別干部和地區存在經濟指標弄虛作假現象，使得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存在水分。當前，政績觀改變給人們追求更高質量GDP創造了環境，更加關注發展質量并以其作為評判政績的重要依據，從而有效地降低了不管GDP質量、單純追求增長速度的動機。同時，追求實實在在的GDP的正確導向，擠出了不健康GDP水分，也是近期指標有所回落的因素之一，雖然看似增長速度降低了，但發展質量正向好的方面轉化。

  (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面臨挑戰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著諸多客觀挑戰。一是發展“路徑依賴”改變難度較大。直轄以來，重慶傳統優勢促成了高速發展。但是，進入了新常態后，原有的發展環境條件變化，傳統的支撐因素減弱甚至不復存在，但短期內發展的“路徑依賴”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變從而產生負效應。二是創新能力需要逐步培育。全市創新支撐能力與全國尤其是發達地區相比差距客觀存在，需要一定時日才能轉換新的支撐因素。需要在創新主體培育、平臺搭建、要素集聚、環境營造等方面逐步培育。

  (四)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挑戰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市場將扮演在經濟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否則將影響社會活力和發展效率。一是原有依托國有資本平臺和國企主導發展的模式需要創新。重慶直轄以來，為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集群發展和社會進步，國有資本平臺、國有企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的變化，我市民間資本的活躍度和發展能力持續增強，全市經濟發展模式也面臨加速轉型問題。二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需要進一步發揮。沿海發達地區經驗表明，民間資本發揮作用越大的地方，社會資源利用就更為充分，經濟發展活力就越強。我市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在產業經濟發展、吸納就業、繳納稅費等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但發揮作用還不夠。

  (五)區域特色發展競爭能力演變問題

  國內外經濟地理格局正發生巨大的變化，重慶原有的區域競爭優勢和產業發展優勢也在發生變化，新的競爭優勢培育亟待加強。一是區域開放的競爭相對優勢需要進一步培育。重慶在開放探索中曾經在中西部具有優勢，但隨著全球經濟地理格局和國內經濟地理格局發生的巨大變化，與周邊省市的比較優勢正在調整，區域競爭優勢重塑壓力日趨加大。二是區域競爭中的產業相對優勢逐步變化。前期發展階段我市形成的一些產能，隨著當前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迅速推進，正在面臨全球產能調整的壓力，而新興產業在區域競爭中也還沒有展現出獨特的競爭能力，未能形成新的增長點和產業集群，產業升級的任務和難度仍然很大。

  (六)綠色發展之路破解的急迫性

  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綠色發展，既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同時也蘊藏著巨大商機，但現階段對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的發展道路仍在探索之中，還未能與經濟發展緊密契合起來。一是促進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方面，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扶持機制有待建立，巨大的生態優勢仍未能夠有效轉換為產業優勢，蘊含的巨大商機仍未得到有效開發，生態資產認證、補償、交易機制和投融資機制仍需探索。二是轉型階段，穩定協調的生態保護和建設的推進方式和路徑也需要持續優化。需要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更多的利用經濟手段，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推進，減少轉型的震蕩性。

  除了以上分析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之外，影響當前我市經濟波動的短期因素還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消費有效供給不足和預期信心不足情況較為突出。消費品供給升級步伐緩慢，短期難以匹配消費個性化多樣化的快速變化;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導致短期就業難度有所提升，消費的收入預期不足。二是有效投資不足情況客觀存在。目前地方政府負債壓力大，投融資能力不足，導致當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公共服務項目投資力度偏慢，市場前景不明朗亦使得當前投資信心不足。三是要素供給成本出現快速提升。土地成本、融資成本、勞動力成本和要素成本呈現上漲趨勢，對投資產生抑制效應。四是政策適應性仍然不強。面對市場和企業出現的客觀變化，財政、金融、產業等政策存在預期不足、落地難、政策針對性偏差等實際問題。五是產權和安全的隱憂。前段時間個別有關產權安全的錯誤思潮，影響了部分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信心與決心。六是超前準備和儲備不足。個別地方作為意識不夠，前期超前規劃研究不足，導致建設項目儲備少、發展及創新資源積累不夠、政策應急儲備不足等多重問題。共性與個性、短期和長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交織，是我市發展轉型過程中的客觀實際狀況，也是我們必須跨越的階段。

  三、重慶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巨大潛力

  我市經濟發展蘊藏著巨大發展潛力，是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和我市自身發展階段和條件所決定的，不會因為經濟短期波動而變化。關鍵在于我們充分抓住和利用發展機遇，確立正確發展方向，設計科學路徑和手段，把發展潛力充分發揮出來，應對當前經濟波動和結構性調整的挑戰。

  (一)體制政策優勢紅利

  國家的戰略定位持續升級將為我市帶來顯著的體制政策優勢。一是新時代新定位提升了重慶的發展勢能和空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慶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點、“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要求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山清水秀美麗之地，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大大提升了重慶在國內外經濟地理格局中的戰略地位，國家對我市的戰略定位將形成眾多體制和政策優勢。從根本上講，全市發展的信心來自于習近平總書記對重慶發展指引的正確方向。二是直轄市管理體制帶來的行政效能提升。我市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在對接國家政策、開展國際合作方面，直轄體制具有信息溝通、傳播快，接觸面廣的明顯優勢。在內部管理層面，直轄市管理層級較其它省扁平化，實行市直管區縣，提高行政效率。體制優勢將是促進重慶加快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動力，蘊藏著巨大的制度紅利。

  (二)發展面臨巨大的需求與增長空間

  直轄以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和工業化、城鎮化中期階段，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蘊藏著巨大的需求和增長空間。一是城鎮化向中后期發展，內部需求巨大。我市城鎮化水平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城鎮化水平還有較大差距，在城市國際化、綠色化、智能化、人文化水平提升、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城市群的互聯互通、城鄉統籌發展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存在巨大的發展需求。二是工業化發展空間依然較大。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實踐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邁進工業化中期階段后，將具備經濟中高速發展的可能，當前重慶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已經具備向工業化后期邁進的基礎條件，只要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全方位創新，加快發展動能轉換，就能將可能變為現實。

  (三)新舊“紅利”“混合動力”轉換與有效利用

  重慶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有效利用新舊“紅利”和“混合動力”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抓手。一是傳統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新舊“紅利”并存。重慶及周邊勞動力資源豐富，同時，全市教育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優勢正在樹立，隨著重慶城市能級的提升和產業的發展，將進一步吸引外出務工者回流和周邊地區勞動力集聚，促進外來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匯集。二是“混合動力”支撐經濟平穩轉型。當前全市高技術產業及新興業態正呈高速發展態勢，大數據智能化等新興動力發展潛力無限。但同時重慶傳統產業仍然是主要支撐力量，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激發新能量也是我市發展的重要方面，新興動力和傳統動力共同組成“混合動力”是經濟平穩轉型的關鍵。

  (四)國內外經濟地理格局轉換中的“契機”

  重慶正面臨國內外經濟地理格局加快轉換帶來的大好契機。一是有利于增強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區位優勢的嬗變將進一步增強重慶的資源要素集聚輻射能力，有利于重慶加強與周邊省市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鏈條。二是有利于構建現代高端產業體系。搶抓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新能源等為代表的全球技術和產業變革新機遇，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和外向型、知識密集型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現代服務業做大做強。三是有利于增強城市的國際化水平。重慶作為國家中心城市，可以依托優越的區位優勢，聚焦國際化、綠色化、智能化、人文化方向抓好城市提升，積極對標對表，加快國際化現代城市建設，著力培育和增強城市的國際交往與國際服務功能，全方位提升國際化水平，引領西部地區開放發展。

  (五)國家戰略聚集效應

  一個地區的國家戰略定位決定了該地區的發展前景和區域競爭力，競爭力的提升又會進一步強化自身服務國家大局的能力。一是有利于深化對外開放。重慶擁有兩江新區、自貿試驗區、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等一批國家重要開發開放平臺，使重慶享有多重政策制度紅利和先行先試的開放創新機制優勢。全市將更加注重改革推動、開放帶動、創新驅動，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二是有利于產業集聚集群發展。隨著兩江新區、國家級經開區和高新區等平臺功能的不斷完善，將進一步加快現代產業的集聚，促進園區聯動發展、產業集群化發展。三是有利于城市綜合功能提升。隨著內陸開放的持續深化，特別是中新政府合作項目的深入推動，重慶作為我國重要的信息樞紐、物流樞紐、航空樞紐、功能性金融中心建設將全面提速，增強城市的國際服務功能。四是有利于深化區域合作。長江經濟帶和成渝城市群戰略的實施，將進一步促進重慶與周邊省市在產業配套協作、流域生態共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公共服務對接等方面加快協調融合，促進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增強重慶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集聚輻射服務能力。

  目前，重慶已經進入發展轉型的重要調整期，我們一定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落實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面對當前短期波動影響和中長期結構性調整的壓力，穩住當前，盯住長遠，樹立直面困難、奔向目標的信心和勇氣，抓住歷史發展機遇，積極培育新動能，大力推動“三大攻堅戰”“八大戰略行動計劃”，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全市上下齊心努力，就一定能保持經濟健康穩定增長。